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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沪0112民初1993号 郭某 抚养费变更纠纷 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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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摘要 / 关键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2023)沪0112 民初1993 号

原告:郭某,女,2015 年2 月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法定代理人:郭某甲,男,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系原告父

被告:高某,女,1985 年6 月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瑾怡,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某与被告高某抚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23 年1 月9 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陈远征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的法定代理人郭某甲,被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自2019 年7 月1 日起至2021 年7 月31 日,每月向原告支付10,000 元抚养费,2021 年8月1 日起至成年,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14,000 元抚养费,判决前的抚养费于判决书签发日15 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判决日之后每月5日支付当月抚养费。

事实与理由:原告法定代理人、被告双方2014年10月登记结婚,- 2 -

2015 年2 月18 日郭某出生,2016 年9 月离婚,经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调解书约定女儿自2016年9月13日至2018年9月13日由被告抚养,自2018 年9 月14 日至成年起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抚养;夫妻共同债务10 万元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承担,婚姻存续期间原告法定代理人的债务由自己承担;另外在被告抚养女儿的2年期间原告法定代理人额外支付每月抚养费2,000 元,原告法定代理人支付10 万元的经济补偿给被告,原告法定代理人抚养女儿期间抚养费自己承担;被告抚养期间每年允许原告探视四次女儿,原告代抚养女儿期间被告可以随时探视,具体探视时间、地点双方商议决定。一、被告违背诚信原则,不履行调解书约定和判决,单方面改变已经生效的离婚调解书情势,致使双方的情况较离婚时发生重大变化,继续按原调解书关于执行抚养约定对原告明显不公,新情况、新理由法院应予以支持新的立案和相关诉求。离婚后,原告法定代理人完全履行了调解书约定,哪怕身处艰难困境依然按约支付248,000 元给被告,可被告即不履行让原告探视女儿的法律约定,也不按时履行探视女儿的判决规定;被告即不遵守按时将抚养权移交原告法定代理人的约定,又不经协商就上诉到法院要求变更已经生效的法律调解书关于抚养权约定;被告不断对原告及法定代理人诉诸于法律,自身却不遵守法律也不履行法律判决,哪怕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抚养权归原告法定代理人情况下依然拒绝履行判决;即使原告法定代理人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抚养权,被告依然抗法达9个月,直到被告被列为失信名单才在2019 年6 月30 日将女儿送至原告法定代理人抚养。

之后,原告多次让被告在家中公园进行探视情况下,而被告却多次断章取义以“随时探视”为由,刻意忽略“具体时间、地点需向双方商量”的约定,对原告及原告法定代理人违规滥用法院强制执行,直到2021 年9 月、10 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组建合议庭,裁定

被告强制执行违规,予以驳回。被告又立刻以探视权为由起诉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

被告又不遵守法院判决时间长期不履行法院判定的探视规定,直到

原告起诉被告。被告种种行为对孩子身心健康带来伤害,也给原告法定代理人及其担任法人企业造成严重损害,即使在严重疫情的困难阶段都无法使其个人和企业获得各种金融政策支持,对原告法定代理人收入造成重大损失,也影响到对女儿抚养各种支出。被告即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更没有承担任何抚养费,却不断对原告和其法定代理人实施各种伤害,单方面改变了业已达成的离婚法律调解书约定,造成情势发生重大变更,应承担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二条:“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的规定,离婚后,自愿独自抚养子女一方以子女名义主张对方承担抚养费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应予以支持。二、原告诉求符合《民法典》及《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应予以支持。《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子女由一- 4 -

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负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和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中约定一方不负抚养费,离婚后子女可以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按照法律的一般原理,协议双方只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加以约定,不应在协议中剥夺限制他人的权利,否则应属侵害他人权利而造成该部分内容无效。在离婚时为了能正常见到孩子遂在争取女儿抚养权过程中,在债务承担、经济补偿、探视都已做出让步,并在子女抚养费问题上向被告做出不适当的让步,损害了女儿的合法权益,但父母承担子女抚养费,这是父母的义务。《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对父母离婚协议中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约定是否损害了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当进行审查。人民法院为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对于此种损害子女权益的应不予以准许,应予以纠正。三、抚养费是被告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婚姻法》规定不承担抚养子女的有固定收入当事人,抚养费按其月或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鉴于被告提供个税证明其自2019 年以来固定收入每月4 万元以上,自2021 年7 月每月收入在6 万左右,被告之前反复强调其自身有良好的稳定收入,有能力负担子女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支出情况下,却不承担抚养子女的法定义务与世俗与法理不合,基于原告现在和未来实际需求,及未来持续增长成本的支出趋势,可按收入百分之三十给付抚养费及其他各种生活费、教育费、医疗及保险费等。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 5 -

被告高某辩称,一、天津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已确定被告无需支付抚养费,该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所出具的(2016)津0116 民初62630 号调解书第二条为:“自2018 年9 月14 日至郭某独立生活时随郭某甲生活,抚养费由被告(郭某甲)自行承担。”该款表明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已经在调解离婚时就女儿的抚养费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告法定代理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对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及抚养孩子可能产生的经济负担明知的情况下自愿表明无需被告支付抚养费,应依照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忠实地履行义务。郭某甲也没有理由以放弃未成年人的权利侵害未成年人的利益为理由来反悔当初的决定,因为当初的调解方案并不是让原告缺失来自母亲的抚养费,而是郭某甲为了争取抚养权主动表示这部分的义务也由其承担了,所以只要郭某甲遵守诺言,承担郭某成长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并不会侵害郭某的权益。在达成调解书记载的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实际隐含着双方处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考虑及权衡,调解书中确定的内容非经夫妻双方自愿重新协商,不得随意变更。二、被告并不存在所谓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反而是原告法定代理人多次拒绝被告合法的探望权,严重损害孩子身心健康和情感,继续按照原调解书履行抚养约定不存在对

原告法定代理人不公的情形。由于原告自出生起就随被告在上海共同生活,此后与被告形成了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被告在上海工作稳定,被告的父母均已退休,可以协助照顾原告。同时,原告作为女孩,被告身为母亲能够给予孩子更体贴和方便的照顾,在长期的- 6 -

共同生活中,原告对于被告也更为依赖和亲密。2018年5月,原告郭某刚刚年满三岁,被告实在不忍年纪如此幼小的孩子再经波折,也为了孩子能够留在上海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起诉要求女儿的抚养权归被告。被告完全为了孩子权益考虑而提出的抚养权的诉讼最终并未得到法院支持,主要原因也是法院认为应该维持已经生效的法院《调解书》的既定效力,既然调解书约定的抚养权归属最终未有改变,其包含的抚养费的约定自然也应该维持,才能一以贯之的体现法院调解书的稳定效力。三、原告法定代理人所主张的14,000 元抚养费远高于孩子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生活成本。首先,原告郭某现跟随原告法定代理人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活,该地的经济水平可以对标河北省的三线城市,根据2022 年上半年天津居民收支主要数据可见,该地人均月收入在3,000元-4,000元左右。其次,原告现就读于天津市大港实验小学读书,属于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约为几百元,目前郭某甲每个月花在原告郭某身上基本的生活教育支出加起来可能都不超过两千元,一月14,000 元的抚养费显然已经远远超出郭某的生活以及受教育的需要。本案中,原告法定代理人并未针对原告的各类支出进行举证,故并无证据证明原告的支出超过每个月两千元。《民法典》婚姻编司法解释第四十九条,其第一款的内容是: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以上海为例,根据被告的工资水平,在上海的离婚案件中,判决支付三千元每月的抚养费系一般标准。

而在孩子生活的天津当地,根据我们检索的案件,法院所判决的抚养费一般都在1000-1,500 元,这还是在双方未达成过一方无需支付- 7 -

抚养费的情况下。四、被告已经再婚,再婚前也已经跟现任丈夫介绍过前一段婚姻以及孩子抚养权和抚养费的情况,在现任配偶的认知里被告是不需要承担抚养费的。目前被告的收入按照婚姻法应该属于家庭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请,也存在侵害被告现任配偶的财产权益的嫌疑。五、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判决被告需要支付抚养费,那么起始时间也应该是法院本次判决生效之后,而在此之前都应该按照始终生效的(2016)津0116 民初62630 号《调解书》中第二条所约定的抚养费由原告法定代理人自行承担,不存在任何需要被告补付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的法定代理人郭某甲与被告原系夫妻,于2015 年2 月18 日生育了原告。

2016 年9 月13 日,郭某甲与被告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案号:(2016)津0116 民初62630 号],双方就子女抚养达成如下协议:婚生女郭某自2016 年9 月13 日至2018 年9 月13 日随高某共同生活,郭某甲每月支付郭某抚养费2,000 元;自2018 年9 月14 日至郭某独立生活时止随郭某甲共同生活,抚养费由郭某甲自行承担;在高某抚养期间,郭某甲每年可探视四次,在郭某甲抚养期间,高某可随时探望,具体探视的时间、地点、方式由双方自行协自2019 年7 月1 日起,原告随郭某甲共同生活至今。

还查明,被告高某在庭审中自述税前月收入为5 万元,税后4万多元。郭某甲自述其创业十年,平均年收入一二百万元。

本院认为,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应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与被告虽在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费进行了约定,但并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原协议数额的合理要求。本案中,商定被告应负担的抚养费金额时原告尚不满2岁,现在原告进入就学阶段,生活、教育需要都与离婚协议时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合理的生活、教育支出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也势必有所增加,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原告主张的2019 年7 月1 日起至本院立案当月止的抚养费,郭某甲与高某应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 民初62630 号民事调解书达成的协议履行,原告再行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具体抚养费金额应当以维持未成年人合理生活水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原则,综合子女实际需要、父母双方负担能力及当地生活水平予以确定。综上,结合原告父亲与被告的经济状况、原告生活实际需要以及当地生活水平考虑。本院确认被告自立案当月即2023年1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抚养费4,000元,至原告18周岁时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某自2023 年1 月起每月支付原告郭某抚养费4,000元,至原告郭某年满18 周岁时止;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9 -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 元,由被告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远征

法官助理 鲁 立

书记员 何佳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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